人的城镇化

今年年初，万科接受中央统战部的要求，对所在业务城市的城镇化状态做了一些研究。

从国务院包括李克强总理的很多讲话里，可以找到城镇化的标准答案，实际上就是五个字，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推行城镇化的意义何在？其实根本还是要缩小城市新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福利待遇的差距，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绝不仅仅是盖几栋房子，绝不是投资在钢筋水泥的GDP上。

城市新移民

我2002年的博士论文，以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发展质量作为1，2002年，上海的城市人均生活质量系数只有0.62。中国城市作为人的生活载体，发展远远滞后于人们对生活品质诉求的发展。

到2010年底，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外来人口总量1.4亿，上海、深圳、北京、广州等50个城市，外来人口总量为1.14亿，占全国总量的81%，可以说过去20年人口的迁徙，绝大部分都进入了这50个城市。这50个城市有32个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只有18个地级市，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再细化一点，上海、深圳、北京、苏州、天津、温州等10个城市，占了43.2%，存量的城市移民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

这些城市都有一个特征，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医疗机会大。全国77个三甲医院，北京、上海有63家，占了82%。211院校112所，北京、上海有35所，占31.3%。修高铁，城市之间、城际之间加大轨道交通的联络，首先考虑的仍然是和省会城市的接轨。

在这种就业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交通资源的分配中，行政级别这四个字，成了城市发展的标准、门槛和瓶颈，这种情况一天不改变，人口聚集的趋势就不会改变，大城市的社会压力只会越来越严重。

人的城镇化跟财政成本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需要逐步缩小城市新移民和城市本地居民的福利待遇差别，进而缩小城乡差别。

拿北京做研究，解决20平方米保障房，至少要投入20万元。北京外来人口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750万人，现在有专家提出来，外来人口城镇化的标准，就算每年只解决70万外来人口的问题，就需要新增770亿，这相当于多卖一倍的地，或者多征25%的税，完全超出了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这还不包括水资源枯竭、环境治理问题的严重、交通资源越来越严重等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发改委的统计数据，不考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速，中国每年还要增加1500多万的城镇常住人口，未来10年，相当于城市的新移民还要再翻一倍，相当一部分人是农村孩子，其实就是二代农民工，他们进入大城市来生活。

如果保持目前的流动方向，人的城镇化将会面临巨大的障碍。我2006年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找民政部要来一套完整的数据，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人口移动的户口和常住人口移动的规律，把这些数据放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同时把2006年房价涨幅最快的36个城市也放上去，两张纸一对，基本上百分之百吻合。

人的流动方向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在流向这四五十个城市。这些大城市不断面临着重大的人口压力，有些城市事实上卖多少地都是不够的。

德日美城镇化道路

现在国家提出来引导大城市，发展中城市，放开小城镇，大的套路是对的，但问题是怎么去实现。

德国非常典型，在战后形成了大量的小城镇，1978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了1980年，77%的城镇人口分布在小于50万人口的城市里，非常分散。

德国城镇人口的分布，受很多特殊因素的影响，包括二战之后东西德分立，使得承载人口的城市迅速变少，国家需要大量的容器去承载就业人口、受教育人口，也就是快速城镇化的人口。

二战以后，汉堡是惟一的出海口，工业和人口开始向西南部流动，等到欧洲大陆经济腾飞，人口开始快速分散。德国首先规划的是公共资源配置，按照等距离配置，比如乘车15分钟之内需要哪些设施，半小时需要哪些设施。

所以德国有分散居住的先决的便利条件，因为国家把公共资源先均等化了。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很对呢？它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它过于死板，按照距离去分布公共资源，导致公共资源的成本过高，小城镇的公共资源供应不足，制造业就业下降后，随即又衰败了。在欧洲央行2000年对23个国家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报告里，德国排第16位，经济效益排名倒数第5位。1980年以后，德国政府逐步消减福利支出，把福利支出责任层级下放到城市政府，让城市居民实行自治管理。2000年开始，德国修订规划法，降低距离半径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

再看看日本，东京和阪神都市圈总人口约4152万人，占全国的40%。北京的问题东京在1970年代基本上都碰到过。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开始，到1977年之前，日本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把东京、阪神的产业向其他城市转移，但基本上都失败了。

最后日本把企业、政府机构全部大规模搬迁到东京周边。日本一半左右的居民都住在东京周边，但是这个东京非常非常大，像神奈川、千叶，周边的各项服务设施非常完善。

从城镇化的布局来看，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的经验，过于分散事实上都很难存活，一定要依附在强大的资源周边。

美国的情况要好很多，10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占13%，1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城市占44%，100万以下的占43%，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中间状态。基本上是一个组团一个组团地发展城市圈。但是远离海岸线和五大湖的中西部各州，始终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线上。传统城市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在各自州内也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纽约曼哈顿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920年左右，超过每平方公里4万人，这个密度等同于现在北京的北部地区，类似于回龙观、天通苑这样的地方。

在20年代之后，人口慢慢向布鲁克林地区、布朗克斯地区疏散，这就是大纽约建设之后形成的镇，就是大城市新的城镇化过程。

德国、美国、日本分别代表分散、适度集中、高度集中三种不同的城镇化演进模式，但发展过程中依然有明显共性，海岸线和河道是主要的分布地区，低成本的水陆运输，决定这些地区在发展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内陆地区一般机会比较少。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重点

城镇化下半场的住房需求，随着产业人口财富的转移而转移，区域发展开始分化。今天的房地产面临这些压力，是完全有可能随着产业布局的转化，而使得城市布局进一步发生变化，城市压力逐渐降低，房地产需求逐渐向新的地区分布。

中小城市的发展，是完成城镇化历程的必经之路。有三类房地产成长最具有潜力，一是都市圈模式，二是城市带模式，三是“三受益”型的二三线城市，即受益于交通、人口和产业优势的城市。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之一，就是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解决区域不均衡的问题，在发展规模上，城市群的发展重点在发展中心城市、组团发展、扩大对内开放、加强区域内的产业协调，同时小城镇发展地位将逐渐得以解决。中西部地区仍然要围绕有资源的城市展开城市群落的布局。

要推进城镇化，必须有重点有区别的进行。

首先，存量的城市新移民，要让他们再流动不太可能，他们的就业已经固化，这一点必须考虑日本和新加坡的经验，开发大城市的卫星城，发展单一居住功能的小城镇，分散中心城镇人口的压力。

第二，对未来要新增的城市新移民，必须坚决给予引导。国家要大力度尽快推行公共资源的均等化的配制。对每年新增1000多万的城镇化人口，必须要尽快采取比较有效的措施，把他们放到新的容器里面去。新容器的形成，国家无论从财政上、政策上、产业布局上都要想办法。

具体细到政策，一个是土地方面，要坚决人地挂钩，结合人口的发展实际，修改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规模，人口流入的地方要多给指标，流出的地方就没必要多给指标了，提高大城市非工业用地的比例，减少对传统工业的补贴。允许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存量土地自由流转，增加土地供应的效益。

资金方面，中央财政要负主要的责任，外来人口这个问题有外部性,城市的政府没有主观意愿去做这个事情，中央财政至少需要50%的投入。

在规划上，要发展沿海、沿江地区的非农产业，促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转型。进行特大型城市的转型，控制核心城市的制造业占比，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占比，对新型的制造业，从一开始就避免过度集中于现有的特大型城市，避免建在中西部腹地，交通不便的小城镇。

在新产业布局这件事情上，必须要实行国家总体的调配和控制。在行政方面大力下放审批权，降低融资门槛，实施财税改革等等，支持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区的中小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发展，引导城市群落的形成，鼓励城市间公平竞争。

在社会政策方面和社会发展方面，要大力鼓励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多元化的发展，主要从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准入，对行政级别要越少考虑越好。

最后住房保障还是要放在城市新的移民上。多数的外来人口还是要通过租赁解决居住问题。

老龄化因素

中国现在谈城镇化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扰动因子，就是在快速恶化的年龄阶段，日本在25年时间内迅速完成现代化，也迅速老化了。

中国在2030年前后，人口的老龄化率达到日本1992年左右的水平，也就是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会接近35%。日本也就一个亿的人口，中国是13亿到14亿的人口，如果老龄化率跟日本同样的时候，负担多么重？

1992年日本的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综合水平，远远好过今天的中国。今天大量新城镇的布局拓展，都会被人口老龄化阻碍脚步，到时候人的移动规律又会再一次发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