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带来三重利好

对于时下备受关注的新型城镇化，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有人持悲观看法，认为农村已经空心化，城镇化率已经很高，因此城镇化没有多少空间，对经济拉动作用也很小；有人却非常乐观地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很低，空间很大，地方很快将兴起基建热潮，推动经济长期高速发展。

到底该如何看待新型城镇化？它与过去的城镇化有何区别？又将带来哪些改变？

对此，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现在所推动的城镇化与2002年以来中国所启动的‘城市化’进程并不相同”。他解释称，以前的城市化概念注重于大城市的外延和无限扩容，而新型城镇化更注重中小城市群，“在城镇化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容的空间，也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

有利于解决二元经济矛盾

城镇化概念对于我国而言并非新生事物。21世纪初，政府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解除了对于大城市的发展限制。而自2006年开始，政府首提“城市群”概念，并要求发展“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新型城镇化。

曹凤岐教授认为，当前推动的城镇化与2002年以来中国所启动的“城市化”进程并不相同，当时的概念注重于大城市的外延和无限的扩容，而本次则更注重中小城市群，在城镇化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容的空间，也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

对于当前的农民工进城，不少人认为，1亿农民工进城时,每个人一般会有3个家属，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有3亿人转移到城市。曹教授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并不可取，因为这些人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几个城市。

“这种人口的逆流动会带来问题，大城市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没有与之相应的基础设施。而且这些人进城后享受不到城市的待遇，没有城镇的医疗保险，他们建了很多高楼大厦，自己却没法住。”

另一个后果是农村开始萎缩。有人戏称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年人。“很多农村留守儿童被拐卖，有的掉河里都没人管，我们就让这些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曹教授说，这正是目前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原因，就是要建设更多的城市群，建更多的小城市和集镇群，这就可让一些农村人到城镇去居住，当工人，把户籍也迁到城里来。然后他们可以挣工资，发展产业，都在当地做。与此同时，在建城镇的过程中，现在出现产能过剩的钢铁、水泥也将在新的需求中得到有效解决。

有助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谈到新型城镇化对经济的作用，曹凤岐教授的看法是：“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力，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000万的农民转化为城里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

有人认为，中国现在进入了后城镇化时代，曹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是“绝对的误导”，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很快，但实质城镇化率却不高。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总人口为13.4735亿，城镇人口69079万，农村人口65656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1.27％，比上年末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这一算法是按照常住人口得来的。

城镇人口既包括城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还包括常住在城镇区域内的农业人口。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居民在一个地方居住6个月以上，即可按照居住地的办法进行统计，但外国几乎没有户籍限制，外国的情况是，人们愿意到农村就到农村，而中国是有户籍限制的，真正的城里人只占26％，25％的人虽然居住在城镇里，但并不是城镇人，他们是农民工，是打工者。

“就算他们的子女到了城里，老太太、老头退休来到了城里，并常住下来，但是他们还是农村过来的，劳保福利必须回到当地农村报销，不能在居住地结算”，曹教授认为，这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我们城镇化还差得远呢，把农民变成城市人，把农民变成工人，享受医疗保险、户籍，这些都解决了，才是真正的城市化”。

银河证券一份报告中提到，若按户籍人口计算，目前城镇化率仅35％，距离我国2030年65％～70％的目标尚有很大发展距离。

在此情形下，曹教授认为，城乡统筹发展是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根本矛盾的重要途径，从国情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在资源、土地方面更加宽松，也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他说，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是农民享受教育、医疗、廉租房等城市公共服务的前提。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由于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占中国人口3/4的人实际上还在农村，因此，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富起来，扩大农村消费、提高内需，在曹教授看来，关键在于城镇化，“城镇化率上不去，农民要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农民转型为城镇居民，把农民改造为农业产业工人，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是很大的进步，但目前土地分散经营与农业产业现代化格格不入，因为分散经营很难实现产业化，产前、产后合作很难展开，抗风险能力很差，小农经济的弊端在于农户的规模化很低，产出规模有限，因此也没有发展后劲。多数情况下农民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抗风险能力极差。

而在一些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仍然无法解决温饱问题。农业不仅受市场制约还受自然制约，收入极不稳定，每个人不得不从事耕地、种植、施肥、杀虫、除草、灌溉、供应、运输、仓储等众多环节，还要懂得农业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能进行一定的财务和营销管理，而这些绝大多数农民是做不到的。

曹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就应该考虑让农民通过转让承包土地或者土地承包权，或者土地、山林使用权，或者用土地、山林入股的方式，让少数人集中去做。“在山区的林区让少数人去做，但林权的使用权是你的，你可以转包，农民还可以获得财产收入。”

这样一来，今后农民的征地方式就可以改变，不用去强行征地，而是采取入股的方式。“给个征地款，刚征完房子都涨了，农民拿到钱下了顿馆子可能就没了，而入股可以分红，可以到工地或者到小区当保安，又有财产收入又有工资收入。”

曹教授举例说，最近一届广州亚运会就没有强行征农民的土地，而是让农民入股，农民每年都拿着分红，有能力的再去找工作，没能力就在家养着。他认为这样一来，可以让进城后的人集中居住或住小城镇，政府可以建立基础设施，修路、盖公共设施，作为工人他们也可以享受医疗保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