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是目前中国最大危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 吴敬琏（资料图）

2011年5月出版的新一期《读书》杂志刊登了经济学家吴敬琏与媒体人马国川关于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问题的长篇对话。吴敬琏指出,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四大体制性障碍。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甚至试图将这种干预合法化、长期化,这是中国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以下文字是和讯网节选自《读书》杂志的相关内容:

【第三部分】

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因政府配置资源权力仍过大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对于中国来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一九八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战略重点。但从转变的效果来看,收效并不明显。于是,今年的“十二五”规划又强调“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主线”。整整三十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至今没有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吴敬琏(以下简称吴):在二〇〇三至二〇〇五年“十一五”制定过程的讨论中,中国经济学家曾经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研究的结论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四大体制性障碍。

首先,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速以来,各级政府手中掌握了一种新的重要资源一一土地。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要转为城市用地,先要转为国有。于是,各级政府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把农村的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来归自己支配。

其次,政绩考核标准仍然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单纯GDP不能够代表人民的福利,但是由于中国的所有官员实行从上到下的任命制。而从上到下的监督考核最简明实用的核心指标,无疑是GDP增长速度。在GDP增长速度是政绩好坏的核心指标的社会共识下,官员们就会主动地或被动地运用自己手里配置资源的权力,用大量的资源去营造政绩。再次,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人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在中国成为“事权”)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得不努力运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

最后,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设国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

这四方面的体制性障碍可以归结为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而没有实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以来反复重申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要求。

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是目前中国最大危险

马:二〇〇六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十一五”规划,强调在二〇〇六年至二〇一〇年的规划期间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而且指出了加快技术创新、加快发展服务业等增长方式转型的途径。但是“十一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型似乎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又是为什么呢？

吴:在“十一五”规划执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新技术没能大量涌现和新技术难以产业化,其重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高技术产业化可以说步履维艰,有些新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被叫做“小老头树”。目前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一些新技术如果过了几个月、过了一两年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就被更新的技术超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是缺乏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涵盖经济、政治、法制、社会舆论等一整套的制度环境。

总之,当前这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体制能不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建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没有退出微观经济,还在许多重要资源的配置中还起着主导作用;而且在近年来通过各级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这种主导作用还有增强的趋势。

马: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近两年中国又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七些成就。有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越来越得心应手。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不需要再改革了,中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借鉴。

吴:这种观点体现在前一段理论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有些论者把被树为样板的“中国模式”的特点归结为强有力的政府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因而可以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然而中外历史都证明,这种全能政府体制虽然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极强,但是由于不能保证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而且没有防错纠错机制,不仅通常是低效的,而且办起错事来也是力度很大,为害惊人的。不仅如此,政府官员握有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和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还必然导致寻租机会扩大和腐败蔓延。根据一九八九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每年发生的绝对数额高达四万亿至五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严重的影响。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改革尤其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甚至试图将这种干预合法化、长期化,这是中国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唯有切实推进改革。

【第一部分】吴敬琏：发展转型成败系于改革进展

【第二部分】吴敬琏：流动性严重泛滥 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处于两难困境

【第四部分】吴敬琏：改革不能开倒车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